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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款佛教修炼软件,功德木鱼app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人性化的智能敲击服务,木鱼是一种法器,多用于佛教、道教的功课与法会。相传鱼昼夜不合目,故刻木像鱼形,击之以警戒僧众应昼夜思道。形制有二:一为挺直鱼形,用来粥饭或集众、警众,悬挂在寺院走廊上。二为圆状鱼形,诵经时所用,放在案上。明、清以来,民间音乐和潮剧、粤剧中常用到木鱼。使木鱼除法器外兼具乐器功能。
木鱼起源于哪里?
佛教
木鱼是佛学中国化的产物,是印度佛学融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结晶。从功能上来看,它的产生源于佛教的“犍槌”。
关于犍槌的创设缘起,《五分律》卷十八明确记载:“诸比丘布萨时不肯时集,废坐禅行道。以是白佛。佛言:‘应唱时至。若打揵椎、若打鼓、若吹蠡。’”《释氏要览》下曰:“今详律,但是钟磬、石板、木板、木鱼、砧槌,有声能集众者,皆名犍稚也。”《祖庭事苑》曰:“犍稚,此翻声鸣。”佛学传到中国以后,佛典中的Ghanta译曰钟,磬,打木,声鸣等,是一切打击而发声之物的通称。
这些例子都表明,佛学中国化后,犍槌 (即木鱼) 的功能得到了大力扩展。柷敔在古代作为乐曲发起和收尾的乐器,在宫廷音乐中必不可少,佛学在汉末传入中国后,犍槌迅速与中国传统乐器融合,改造外形,扩充功能,木鱼悠然而生。
马承玉先生认为木鱼源于道教,他说《道藏》记载了唐玄宗年间道观开始仿制“瑞鱼磬”而“木鱼自兹始也”的事迹,其从文献上出现的时间比司空图的诗早,由此认定木鱼产生于道教。然而《历代崇道记》是唐末的作品,能否真实反映唐玄宗时期的实情存在疑问。再者衢州道观进献石鱼,只是偶然从地下挖掘出的异石而已,道观的道徒不能解释它是什么东西,可见木鱼在当时并不常见,所以道徒们不认识。
然而佛家从印度传过来以前就存在作用类似于木鱼的犍槌,中国教徒创造使用木鱼极具有可能性。自从佛学传入中国,经过几百年的发展,佛学不断壮大,僧徒与日俱增,用来召集僧众的器具是必须使用的,而钟属于金属制品造价比较高,所以造出廉价的木制器具势在必行。司空图的诗说明至少在那个时候,寺庙已经普遍使用木鱼了。从产生到普遍使用有一个漫长的过程,所以很难断定最早的木鱼产生在道观。
马承玉先生认为木鱼产生源头在汉晋,其例证是南朝宋刘敬叔《异苑》,其实没能渗透理解这段材料,用桐木制作鱼形器物,早有记载,只是作为祭品存在。这里的鱼形器物只是用来敲击石鼓,而非后世所说的鸣器。另外《异苑》中的故事仅仅是古代关于蒲牢和鲸鱼故事的一个翻版。《文选·班固·东都赋》:“于是发鲸鱼,铿华钟。”佛学传入中国之前,具备木鱼功能的器具名叫[Ghanta],这一名称随着佛学进入中国后,翻译为犍槌,中国传统语言中本已经存在“木鱼”这一名称,表示“木制鱼形祭品”,考察隋唐以前的文献,“木鱼”一词基本表达这个意思,但是从隋唐以后,“木鱼”逐渐变为犍槌的代名词,甚至取代了犍槌。“木鱼”含义的与佛学融合发展的过程完全一致。 [2]
道教
一般认为,木鱼是由佛门伴侣所创制,然马承玉《木鱼源于道教考》认为,其真实来源实为道教。学者多认为木鱼起初是佛教的法器,并随着佛教的传入而自印度传入我国。黄兆汉先生在《木鱼考》一文中据晋代释法显《佛国记》关于"三千僧共犍槌食"的记载,推测如果"犍槌"是木鱼的话,则木鱼在晋代已出现于于阗国,至于中国本土的寺院使用木鱼,黄先生据唐司空图(837-908)《上陌梯寺怀旧僧》诗指出至迟是在唐代。黄先生认为"唐以前甚至五代以前的木鱼都是用来召集僧众的或警众的",至于诵经使用木鱼最迟是在南宋。黄先生的大作,引起了马承玉对木鱼的极大兴趣,并对道教使用木鱼的情况有所留意。马承玉根据《历代崇道记》的记载,认为木鱼是出自唐代明皇帝时期。《历代崇道记》记载,衢州建观穿地得一鱼,可长三尺,其状似铁 ,微带紫碧色,又如青石,光莹雕隽,殆非人功所能也,叩之甚响,其鱼亦不能名,遣使进贡,帝令宣示百僚,亦不能辨。帝乃呼为瑞鱼磬,仍令悬于太微宫,非讲经设斋不得击之。于是诸宫观竞以木石模之,以代集众。为什么将玉石刻成鱼形呢?原因无非有二:其一,鱼为祥瑞之物;其二,迷信鱼形器物能发出更响的声音。这一风俗其实在六朝就有了。南朝宋刘敬叔《异苑》卷二记载:晋武帝时期,出土一个石鼓,敲打它没有声音。拿这个东西问张华,华云:“可取蜀中桐材,刻作鱼形,打之,则鸣类。”结果就有声了,声音能传达数十里。可见,西晋时,人们已用桐木刻作鱼形,用作击打之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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